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僖宗时，无名氏《玉泉子》云：“李相德裕抑退浮薄，奖拔孤寒，于是朝贵朋党，德裕破之，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，门无宾客。”
又昭宗时，裴庭裕《东观奏记》上云：“武宗朝任宰相德裕，虽丞相子，文学过人，性孤峭，疾朋党如仇雠。”
庭裕自承李珏（牛党）是其亲外叔祖，尤见批判无偏，宋孙甫《唐史论断》成于《通鉴》（元丰七）之前，司马光曾为作跋（元丰二），其卷下谓“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，几于不党”
；在“牛李”
案中最是平情之论。
反之，如牛派为死党，则《玉泉子》有云：“杨希古，靖恭诸杨也，朋党连结，率相期以死，权势熏灼，力不可拔。”
（杨汝士是牛党之一，居靖恭坊）德裕无党，僧孺一派有死党，记载甚分明，奈史家弗察，妄称“牛”
“李”
各分朋党，互相倾轧，垂四十年1，以嫉视小人为私党，排斥奸佞为倾轧，如此颠倒是非，举世宁复有公论。
不畏强御，拒绝请托，最易招惹毁谤；若不挟私怨如丁柔立（见《通鉴》大中二年正月下），封建时代宁得几人，牛党对德裕父子多怨辞，在现存晚唐史料中，渗杂不少，此宜辨明者三。
大抵牛党对于异己，多任意诬善2，而德裕尤为怨府，其深文巧诋，稍一不察，便堕术中。
开成五年正月，武宗即位，杨贤妃、安王溶、陈王成美赐死，《旧书》一七五采牛党之说，以为德裕主谋；殊不知其时德裕尚在淮南，司马光虽持偏牛态度，亦不能不为之辨正。
（《通鉴考异》二一）周墀迁江西观察，明明是德裕荐拔，而杜牧则以为德裕无法吹求墀之过失，故不得已而提升3，可谓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。
或更觉其未足，则又嫁名闻人以惑后世，如所传白居易《贬崖州三首》4，白已前死两年，固人人知其作伪者也。
更有以为僧孺、德裕分树两党，各自有其阶级分野者，如沈曾植谓“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，牛党重科举，李党重门第”
5，此或一时不经意之言。
近年陈寅恪从而推阐之，然其论实经不起分析，此宜辨明者四。
原夫沈之立说，或因《玉泉子》称：“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，恒嫉进士举者。”
6然此条陈氏已揭出其不可信7。
今试观德裕入相武宗而后，除杜悰以门荫、驸马进身外，自余陈夷行、李绅、李让夷、崔铉、李回、郑肃六相，均是进士，按进士地位取得优势，然非谓进士科可以把持整个仕途也。
陈氏误会《旧书》不明确之叙述，因谓崔祐甫代常衮当国，用人不拘于进士，“前日常、崔之异同，即后来牛、李之争执”
8；殊不知进士名额，平均每年绝不能超过三十（参见岑仲勉《隋唐史》中唐史第十八节），根于不乐仕宦、继续死亡及进士多中年人（同上）各种原因，任何时期可能在仕途之进士数目，试假定为六百，并不低估。
此六百人当中又可划分为三级，每级只约二百人；第一级登第未久，所官不过县尉、主簿之类。
第二级年资中等，内则遗、补、御史，外则藩镇幕僚。
第三级年资最老，位至郎中、刺史，甚而尚、侍、宰相。
如果把内外文职作一统计，便晓然进士数目，大大供不应求，祐甫未上一年就除吏八百（《论事集》五，“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”
，数更倍之），即使全用进士，仍是不敷，何况六百人中最少有三分二已厕身仕途耶。
每岁吏部常选，皆悬缺待补之员，抑亦非宰相所能积压。
是知任何人执政，均无全用辞科或完全排斥非辞科之可能，常衮之偏差大约只是对于非辞科出身者不喜援引，论者未从客观了解实际，漫据书本上模糊之词，以行推断，过矣。
陈氏亦觉沈说站不稳，于是提出两项区别：（甲）山东士族以经术、礼法为门风。
（乙）新兴阶级系文词浮薄之士，既转成世家名族，遂不得不崇尚地胄（按“地胄”
即“门第”
之变文），同时，士族之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者，亦属此类9。
乍观似剖析入微，细读乃牴牾错出；今先就德裕本人论之，郑覃女孙所适为九品卫佐之崔皋，陈以为保持旧门10，然德裕以淮南使相之公子，竟娶一个“不知其氏族所兴”
及“不生朱门”
之刘氏为妻11，则又何说？岂非德裕已门风废替与新兴阶级同流耶12？夫所谓旧族或非旧族，指其人所属之整个氏族而言，有远系可考者曰“旧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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